第五节：光绪朝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为了“自强求富”，创办了一批官办或官督商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初步基础。甲午战后，面对更加严峻的形势，清政府继续推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期增强国力，抵御外侮。
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年），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共设立了五百四十九个，资本总额达到一亿二千零二十九万七千元。在这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重要地位，共有八十六个，资本额达到二千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元，约占总资本额的百分之二十四。尤其在采煤业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煤矿资本，约占采煤业资本总额的一半，显示出国家资本在重工业领域的显著影响力。
回顾更早的时期，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72—1894年），共设立工厂七十二家，资本总额为二千零九十万七千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有十九个，资本额为一千六百二十万三千元，占总资本额的比例更高。这表明，在甲午战争前，国家资本主义在近代工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甲午战争的失败，虽然暴露出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但也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性。战后，国家资本主义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近代工业体系中，其比重开始相对下降，民营资本主义则呈现出更加蓬勃的发展势头。
晚清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体现了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试图通过发展近代工业来维护统治的努力。然而，由于受到官僚体制的束缚、管理效率低下、贪污等问题的制约，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其对中国近代工业整体发展的贡献相对有限。
与相对缓慢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甲午战后，民营资本主义工业呈现出更为迅猛的发展势头，成为晚清经济发展的重要亮点。
从统计数据来看，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72—1894年），民营资本共设立工厂五十三家，资本额四百七十万四千元，仅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然而，从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年），新设立的民营厂矿数量激增至四百六十三个，资本额达到九千零八十二万一千元，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五，呈现出压倒性优势。
在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年）这段时期，中国民营资本主义工业经历了两次设厂运动的，标志着其初步发展阶段的到来。
第一次设厂出现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激发了社会各界“实业救国”的热情。与此同时，新式企业所展现出的盈利前景，也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投入工业领域。在“设厂自救”的社会和新式企业利润的共同驱动下，掀起了第一次设厂运动的。
第二次设厂出现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告终，这一结果对中国社会震动极大。许多人认为，日本的胜利得益于其近代工业的发达。同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列强经济侵略，社会上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国人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推动了第二次设厂运动的到来。
在这两次设厂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民营资本主义工业取得了初步发展，尤其是在轻工业领域，发展更为迅速。
在民营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过程中，轻工业成为领头羊，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重工业。这主要是因为轻工业投资规模较小、技术门槛相对较低、资金周转快、市场需求大，更适合当时中国民营资本的状况。
棉纺织业是民营资本最为集中的近代工业部门，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轻工业之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拥有纱锭二十三万四千枚，布机二千余台。到“”元年（1912年），纱锭数量增至四十九万九千枚亿博官方平台，布机增至二千三百余台。在短短十五年间，纱锭数量翻了一番还多，布机数量也有所增长，显示出棉纺织业的快速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棉纺织业的发展趋向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一改过去偏重织布的局面，集中于纺纱业。新设立的工厂绝大多数是纺纱厂，这表明中国棉纺织业开始更加注重产业链的上游环节，提升了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在地区分布上，棉纺织业也呈现出由原来集中于上海等少数沿海城市，逐渐扩展到沿海沿江众多城市的趋势。除了上海之外，江苏、浙江、湖北、广东等地的棉纺织业也得到较快发展，表明中国近代工业的地域分布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
面粉业是仅次于棉纺织业的民营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从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年），全国新增民营资本面粉厂五十三家，投资额达到八百六十二万元，显示出面粉业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两个重要的面粉工业中心。南方以上海为中心，上海附近江浙一带的面粉厂数量，占全国面粉厂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形成了南方面粉工业的集聚效应。北方则以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为中心，东北地区成为重要的面粉产区。此外，北京、天津、武汉、安徽、四川等地也增设了一些新的面粉厂，表明面粉工业的地域分布也在逐步扩大。
面粉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中国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面粉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近代面粉加工技术的引入和推广，提高了面粉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缫丝业也是民营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迅速的轻工业部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中国仅有缫丝厂十六家。从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年），缫丝厂数量激增至一百一十三家，新增缫丝厂九十七家，增长幅度十分显著。
缫丝厂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等地，这些地区都是中国的传统产丝区，拥有丰富的蚕丝资源和熟练的缫丝工人，为缫丝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缫丝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满足了国内外市场对丝绸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传统丝绸产业的转型升级。
与棉纺织业和缫丝业相比，毛纺织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甘肃织呢局停业后，二十多年间未见新的毛纺织厂出现。直到日俄战争后，在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下，上海、天津、北京、武汉等地才纷纷设立新的毛纺织厂，毛纺织业才得以缓慢复苏。
毛纺织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可能与原料供应不足、技术水平较低、市场需求有限等因素有关。但日俄战争后毛纺织业的重新兴起，也表明中国民营资本主义工业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适应能力。
火柴工业也是民营资本积极投资的轻工业部门。从光绪二十三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7—1913年），新设立火柴厂二十四家，投资额达到三百余万元。其中，较为著名的火柴厂包括北京丹凤火柴厂、天津丹华火柴厂、上海燮昌火柴厂、东北奉天火柴厂等，这些火柴厂的建立，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对火柴的需求，也提升了民族工业的品牌影响力。
卷烟工业作为新兴的轻工业部门，也在晚清时期得到初步发展。从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08年），新设立卷烟厂二十家，投资额达到一百三十七万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创设于香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兴起，打破了外国烟草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成为民族卷烟工业的代表。
除了以上几个主要的轻工业部门外，榨油、肥皂、造纸、印刷、制革、水泥等工业部门，在这一时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呈现出轻工业全面发展的态势。
与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相比，重工业在民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发展相对滞后。然而，从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年），民营资本在重工业领域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新增民营资本煤矿二十五家，金属冶炼业新增十家，机器工业新增二十四家。
这些新增的民营重工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水平较低，但其出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民营资本开始涉足重工业领域，为中国重工业的未来发展播下了种子。
在民营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较为密切的资本家，祝大椿和张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祝大椿出身买办家庭，早年曾在洋行任职，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和一定的资本。甲午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年），祝大椿积极投资近代工业，独资经营的企业包括源昌机器碾米厂、源昌机器缫丝厂、振兴电灯厂、振扬电灯厂等，涉及碾米、缫丝、电力等多个领域，资本总额达到一百三十六万元。此外，他还与他人合资创办了华兴面粉厂、怡和源皮毛打包厂、公益纱厂、源康缫丝厂、惠元面粉厂等多家企业，进一步扩大了其商业版图。
祝大椿的商业活动，体现了早期民族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既利用了买办的身份和经验，也积极投身于民族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张謇是甲午战争前（1894年）的状元，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甲午战败后，张謇毅然弃官从商，投身实业救国运动。从光绪二十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5—1913年），他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二十七个企业，涉及纺织、农业、航运、冶金等多个领域，资本总额超过九百万元，成为晚清民营资本家的杰出代表。
张謇的实业活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主张“实业救国”，力图通过发展民族工业来振兴中华，其创办的企业也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质。张謇的实践，体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对后来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看，晚清民营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重工业发展相对滞后。民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水平不高，且与外国资本、封建势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民营资本主义的崛起，毕竟打破了国家资本主义一枝独秀的局面，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与近代工业发展相伴随的是近代银行业的兴起。传统的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已无法满足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为了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晚清政府开始尝试引进西方银行制度，鼓励创办新式银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的推动下，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中国通商银行以原有的官银号严信厚为基础改组而成，总部设在上海，并在各大行省设立分行，成为一家具有全国性规模的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采取官商合办的模式，既有官方背景，又引入了民间资本，体现了晚清政府在金融改革方面的探索。
中国通商银行不仅经营吸收存款、发放、办理汇兑等一般银行业务，还被赋予了代行国家银行职能的特权，包括经营各省官厅的官款存汇、对各省官厅放款，以及发行钞票和经理公债等。这表明，中国通商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对于建立和完善国家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提升管理水平，中国通商银行聘用了英国人美德伦为洋大班（经理）、马歇尔为总会计，内部管理制度也仿照英国汇丰银行，体现了学习西方先进银行管理经验的努力。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了加强对货币铸造、纸币发行和国库的管理，户部设立户部银行，同样采取官商合办的模式。光绪三十四年，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成为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具有了中央银行的性质。辛亥后，大清银行被改组为中国银行，继续承担国家银行的职能。
光绪三十三年，为了支持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邮传部设立交通银行，总行设在北京，也采取官商合办的模式。交通银行主要经营轮船、铁路、邮政、电讯等行业的收支款项，清政府还赋予其管理外汇、发行钞票等特权，使其在支持交通运输和通信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中央政府主导设立的银行外，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年），浙江地方也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等地方性银行。此外，上海、北京、天津、成都、福州等城市也陆续创办了一些银行。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897—1911年），全国共设立十七家银行。
晚清银行业的兴起，是中国近代金融体系建立的重要开端。新式银行的出现，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为近代工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也为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工业和银行业发展的同时，晚清中国的城市面貌也发生着深刻变化。随着租界的扩张和城市人口的集聚，房地产业开始兴起，旅游业也开始萌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代房地产业，是指将房地产作为商品，以盈利为目的，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进行经营的专门性行业。中国房地产业的兴起，与租界的扩张有着直接的联系。
房地产产生的首要前提是农地大规模转化为城市用地，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在中国，这一过程最初体现在租界获取土地的过程中。租界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形态，一旦出现，就必然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产生聚集效应。随着人口不断涌入租界，对空间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特别是租界内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生活环境较为舒适，吸引了大量有钱人迁入。在人口聚集的推动下，租界界桩不断外移，大量农地被划入租界范围，转变为城市用地。这些土地经过初步开发后，便被“炒”成熟地，标价出售，纳入资本主义土地商品交换领域。正是在租界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新型房地产市场，完成了城市土地商品化的原始积累过程。
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着租界不断扩大空间。在沿海沿江的开埠城市，特别是像上海、天津、汉口等租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内部已经积累了对外扩张的强大动力。晚清租界史上，出现了两次大规模扩张租界的浪潮。第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军事上的惨败使其对外态度极度软弱。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年），形成了租界扩张的第一个。第二次是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列强趁清政府内外交困之际，于光绪二十六年年至三十二年（1900—1906年），又掀起了第二个扩界狂潮。
租界扩张的速度令人震惊。例如，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扩张后的总面积达到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三亩，是最初面积的二十四倍，相当于上海县城的十倍。天津九国租界扩充后的总面积也达到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一亩，是天津旧城厢的九点三倍。上海和天津成为当时租界扩张的典型代表。
在租界土地上，最早进地产经营活动的是西方冒险家。他们逐渐从殖民掠夺转向资本主义经营，而房地产业正是他们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途径。随着土地价格不断上涨，房地产的投资价值日益凸显，为出租出售而生产的商品房开始成片出现。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上海成立的英商业广地产公司，是当时业务范围最大的专业性房地产企业。此外，许多洋行也兼营房地产业，如著名的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英商雷士德洋行等，都是19世纪80年代前后活跃在上海租界的大房地产商。天津开埠较上海晚二十年，房地产开发也相应晚一些，英商先农公司作为天津第一个外商房地产公司成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汉口开埠后，也有洋行兼营地产，光绪三十年法商立兴产业公司、宣统三年（1911年）比商义品地产公司相继成立。此外，各地的教会也是早期租界房地产经营的重要力量。
近代房地产业的兴起，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加速了城市土地的商品化进程，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房地产业的兴起，也与列强在华的侵略扩张紧密相连，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
晚清时期，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旅游业开始在中国萌芽发展。旅游活动不仅包括外国人来华旅游，也包括中国国内居民的旅游活动。
据旧中国海关关册的记载，当时来华旅游的外国人主要包括：来华从事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商人、世界各国的来华游历团、考察团与传教士、往返探亲的侨民与领事馆人员、投资开办各类工商企业、学校、医院、教会的人员以及观光游览与避暑消遣的游客。
国际旅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内陆沿江以及北方边境地区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牛庄、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汕头、厦门、福州、琼州、北海、梧州、三水、江门等城市。国际旅游的主要客源国和地区包括日本、朝鲜、俄罗斯、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晚清中国国际旅游客源市场的形成和扩大，是对外开放、经济转型、市场新格局形成的结果及其附属产物。
从外国人来华旅游入境人次数的变动趋势来看，光绪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79—1913年）的三十五年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879—1896年为第一阶段，增长较为缓慢，十八年间仅增长0.17倍，年均增长率为0.9%；1897—1913年为第二阶段，进入快速发展期，十七年间共增长6.8倍，年均增长率为13.7%。这表明，晚清国际旅游业经历了从起步时的低速徘徊阶段到高速发展阶段的转变。
从国际旅游收支平衡情况来看，从光绪二十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9—1913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始终大于支出，呈现顺差状态。1895—1899年，年均顺差为三百万海关两；1912年和1913年，年均顺差增至七百万海关两。这表明，晚清国际旅游业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为中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晚清国内旅游也开始兴起，主要参与者包括长期在中国境内居住和工作的外侨，以及进入中国境内暂时居住和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旅游的目的多种多样，包括经商贸易、观光游览、消遣避暑、宗教传播、人际交流与文化考察等。
国内旅游的范围和地区多集中于交通便利的通商口岸、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名胜风景区和贸易集散地。如上海、天津、汉口、宁波、厦门、烟台、大连、苏州、杭州等城市，都是当时国内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国内旅游的客流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从光绪五年（1879年）的896人次，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29136人次，三十五年间增加了36倍。
中国人自身的国内旅游活动也逐渐兴起，常见的旅游类型包括：大小商人、买办及公司业务人员在各地的公务旅游活动，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商业贸易发达的口岸；普通居民的探亲旅游，如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的移民及其亲属在移居地与原籍之间的往返流动；民间的宗教朝觐旅游，如浙江、广东、福建、、澳门等地人们前往宗教圣地敬香、拜佛、许愿的宗教活动；各地学生赶考、入学与假期探亲、观光游览活动；富有阶层的观光、避暑、消遣旅游活动，主要集中在莫干山、牯岭、秦皇岛、青岛等风景名胜避暑区。
国内旅游的中国人数量增长更为迅猛，从光绪五年（1879年）的29009人次，发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5487949人次，三十五年间增长了120倍。
随着国际和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以交通运输、旅馆住宿和旅行社服务为主体的现代旅游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始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晚清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和民营资本主义工业都取得了初步发展，银行、房地产、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也开始兴起。这些发展虽然规模有限、水平不高，且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但它们毕竟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束缚，开启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为未来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晚清经济的初步近代化，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列强的入侵和压迫，加速了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瓦解，也刺激了中国社会各界寻求自强之路；另一方面，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传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和技术。晚清的经济发展，既是接受西方冲击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自身变革的体现。
尽管晚清的经济近代化进程充满曲折和艰辛，但其初步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所展现出的近代化趋势，都为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也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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