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个春天的年代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最早把秋瑾故事搬上线年冬，由夏衍创作了多幕历史剧《秋瑾传》（初次发表时名《自由魂》）。
1949年以后好像在1959年的时候有一部越剧《秋瑾》。以后一直到了1981年才有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出演了话剧《鉴湖女侠》。
现在看到的秋瑾墓室在“”结束， 1981年在西泠桥的另一端重修，塑汉白玉全身雕像，还有孙中山的“巾帼英雄”手迹。一个历史人物的墓地的不断变迁，是不是这个时代一个缩影呢？特别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十年里，类似的事情何其多也！
4、还是谈谈话剧的本身。说老实话，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这部话剧已经记不起什么了。只是记得那天看完演出以后，回家再次补习了一下有关辛亥的史料。以后看金冲及、胡绳武撰写的《辛亥史稿》中是这样评价秋瑾的：“秋瑾是辛亥时期最杰出的女家”，“是中国第一个为民族流血的女家。”
后人记住了这位女侠的一句名言：“秋风秋雨秋煞人”！当年上演这出线周年。在这个纪念活动中，那年我还看了话剧《孙中山和宋庆龄》。
孙中山与宋庆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同“剧情介绍”中说的：“本剧描述的只是他们那波澜壮阔画卷中的几笔淡描。”
2、记得小的时候，只是在报纸上看到每年的国庆节报道中，广场上有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对于我们只有读过小学的学生来讲，没有机会好好学过历史课程，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知晓还是靠自己啃书本后才略有所知的。后来浩劫开始了，中山先生也渐渐被人遗忘了。那时十亿人只能为一个人欢呼歌唱，给予我们的教育是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一个伟人创造的。
我们这些在1966年就不读书的人对于中山先生的认识是模糊的。对于宋庆龄先生的认识，只知道她是孙先生的夫人。长达十年的浩劫中，记得只有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上看到宋先生被当选为全国的副委员长。
3、从话剧《孙中山与宋庆龄》全剧看，我感到编剧在截取两位人物的生平中选择的比较好。记得话剧的开场时讲述的是，当年只有13岁的宋庆龄在上海西摩路宋家花园洋房里，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场景。一个用“牧师”身份掩饰自己真实身份的者，一位被清政府悬赏通缉的犯人，是以他的“魅力”已经征服了少女的心。这个开场为这两位年龄悬殊的男女最终的结合埋下了伏笔。宋庆龄由“仰慕”到“爱慕”，传奇一般的伟人爱情剧就是这样诞生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的功夫我们纪念那场要一百多年了。如何看待这场推翻满清皇朝的，专家学者们至今还在细细地研究着。已经过去的一百多年，一个封建皇朝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封建的思想残余都被消灭了。男人们可以不再留辫子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表现而已。留在脑子里的“辫子”实际上至今还是存在的。
八十年代初期，国门打开了。不少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引入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国内，老百姓的眼界大开，脑洞大开。以上说的话剧《绿色的威士忌》就是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之一。
记得那时观看这样的文学作品（包括话剧），有点如疵如醉。因为那时太“饿”了。读了，看了，才感到世界原来是如此精彩的，我们被耽误了整整十年啊，我们知晓的晚了一些啊！
新娘罗丝玛丽在一年之前的万灵节她自己的生日宴会上，服毒，死在众亲友面前。几乎就在罗丝玛丽死去一周年之际，乔治突然莫名其妙地提出要在罗丝玛丽死去的那家饭店举行一次类似的聚会，邀请当时参加的人们前来。这个举动使得人人都想起了那次可怕的死亡。
话剧就是在回忆起罗丝玛丽的过程中，层层剥开了一个个悬念。六个人各自暴露了对于死者的陌生、嫉妒、憎恨、迷恋等等往事。当六个人极不情愿地来到死者生前的地方后，不是怀念，而是充满了恐惧。
也许这就是现如今国产的侦探小说、电影、电视剧的水准很少有超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的原因之一。
侦探作品，说简单一些就是一个破案的过程。如何在过程中把人的本能一面写的准确，揭示的充分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情。这也许与大环境有些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中，绝非是好人与坏人脸谱化的讲述。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确实很难。
那年，随着《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谋杀案》等电影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上映后，这位传奇的女作家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在中国的文艺舞台上，包括一些文学作品，有及时性、针对性。但是缺乏延续的生命力，很短命！为了图解一些概念，拼凑起来的作品玩得是上场快速，消失彻底。浪费时间与精力，被忽悠的都是观看者。
单身汉，成为当时社会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因为这些在浩劫年代长大的青年，不少都成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的一员。什么是爱，什么是性？在长达十年中这些字眼都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名词。当大地苏醒以后，留下的单身汉这个话题自然成为创作者关注的焦点。只是没有人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单身汉？
话剧主要通过两件事情来反映这群年青人的可爱之处。一是关爱被当作家母亲抛弃的孩子。二是通过女大学生来到他们中间的感受，在一番波折后建立起来的爱情。
故事情节一般化。那首主题歌更加简洁明了：“为什么我这样快乐，姑娘请你听我说。因为我有贴心的兄弟，我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我们追求着幸福，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用劳动创造美好的明天，我总是唱着欢乐的歌。”
4、看这部话剧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三年工厂生活的体验。生活中类似“调皮捣蛋”的青年工人确实存在。特别是在十年大浩劫以后，留给我们心灵的伤痕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除干净的。面对着新的时代的到来，有振奋的，也有消极的。这部话剧按照今日的话语来讲，是想通过“正能量”来教育观众。创作者选择这个题材，及时性是做到了。但是文学作品的深度无法通过“活报剧”的方式来反映的。
八十年代初期，上海这座城市二十到三十的年青人的构成中，一下子涌入了大批从“广阔天地”回来的知青。如果说对于“单身汉”的感受有真切的体会的话，在农村度过将近十年的知青们也许更有发言权。
1、现如今反腐题材的作品不多。今年一部《以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原因是一个突破了“尺度”的问题。这使我想起了类似的题材，在1982年3月8日我观看的话剧《谁是强者》。这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二团演出六场话剧亿博官方平台。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细胞正在逐步萌芽，已经有了这类问题的出现。深究起来应该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2、这部话剧的剧情是这样的：一家叫新华棉纺厂的单位的九千锭车间刚刚投入运行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这个车间的投产一年可以上缴国家一千几百万，怎么办。企业的领导们想到了“关系学”。于是就派人到电力公司倪科长家里送礼，一条毛毯。当送礼者目睹了小小的倪科长家里的富丽堂皇后，愤然向纪委去举报了。“原来电力公司刘经理要新华棉纺厂解决一名职工大学的名额才给送电，而江南纺织机械厂要搭配一万块钱的积压配件才能发货，空调车间要完工还需要给组建单位两套房子，甚至连袁厂长女儿结婚的家具也要用钢材或者粗花呢做交换……”
，男，生于1952年12月25日。现居上海。1970年4月从上海向东中学（原南洋女子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上山下乡。1979年2月返回上海，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当工人，后在宣传科工作，1986年入党。先后担任企业党委委员、党办主任、支部、车间主任、厂长等职。2002年参加上海临港新城（现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担任港城集团行政总监、党办主任。2012年底退休后在浦东新区国资系统发挥余热，从事基层党建工作至疫情爆发为止。自2007年起在网络上刊发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文章约450万字。
